在这个凡事讲求效率、追求线性进步的时代，你是否也曾感到拼命加班，却不知意义何在；渴望躺平，却害怕“就此废掉”；全力照料家人，却被视为“没有价值”；想安慰痛苦的人，却除了“加油”不知如何开口……我们仿佛被囚禁在“必须做点什么”的牢笼里，一位名叫东畑开人的京都大学心理学博士，却在冲绳精神科诊所的日间照护病房中，被一个叫“咚锵”的绰号和一句“且先坐下、‘待’着就好”的指令，彻底颠覆了认知。离开照护的神秘国度后，东畑开人以这段经历为蓝本易盛通，写出了《难免痛苦，“待”着就好：一名新手心理医生的笑泪照护手记》这本连获日本三项人文大奖的“菜鸟心理医生手记”。该书中文版推出之际，出版方邀请了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梅笑，精神科主治医师、中级心理治疗师陈智民，以及科普作家，播客《人类学家的下午茶》《疗愈人类学》主播、制作人阿夏桑，一起分享冲绳那间充满海风气息的日间照护病房中令人捧腹大笑而感怀不已的故事，探讨震撼“咚锵”的照护理念，看看“无所事事”蕴含的巨大能量，并试着为现实中的照护者与被照护者提供卸下重担的“援助指南”。本文为此次活动中嘉宾分享内容的文字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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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夏桑：我们今天在这里是为了讨论一本看似在讲“无用”情景的书——《难免痛苦，“待”着就好：一名新手心理医生的笑泪照护手记》。本书是一位日本心理治疗师在一个叫做日间照护中心（类似精神疾病康复机构）的地方工作了四年的生活与工作记录。
梅笑：我觉得这位作者，就像陈医生一样，非常像一位社会学家。他提出了很多社会学议题，比如“无聊”这个概念、“照护”和“治疗”的区别，以及到最后他追问“整件事情的幕后黑手到底是谁”。他在日常实践中发现，对精神病患者的照护不仅仅是一个医学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沿着这些线索，做一些有社会学意味的探讨。
阿夏桑：作者有很多第三视角的观察，既观察来中心的“成员”（患者）的变化，也观察工作人员。那么您作为一个社会学者是怎么看待在这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照护者与被照护者之间的关系？书的后半部分提到，这种关系其实是相互的，照护者也从被照护者那里获得情感支持和连接。
梅笑：是的。我觉得作者想要挑战的是一种非常二元的视角——把人简单地分为照护者和被照护者，或者把状态分为治疗前、治疗中。他想说的是这种关系并不是线性的，也不是二分的。当我们作为一个共同体的成员共同“待”着的时候，关系是互动的。只有当关怀是互相流动的，当我们共同参与、共同创造意义时，共同体才有可能存续，照护才能真正实现。
我记得陈医生发过一个朋友圈，是一个患者写给您的话，信封上写着“天不生我陈医生，万古如长夜”。那一刻我感觉到，除了医生照护患者，医生似乎也被患者“照护”了，这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陈智民：对的，这种照护的相互性在临床工作中非常常见。每个人都不是一座孤岛，都会与他人发生连接。这种连接就像一张意义之网，把人兜住，不让人“下坠”。我分享个小故事。因为我门诊看得比较细、比较慢，所以对病人印象都很深。有一次，一个病人给我写了一封信，上面就写着那句话。当然这评价太高了，我受不起，但这确实反映了长期处于巨大痛苦中的患者，会把医生当作救命稻草。这种温暖的鼓励和认可，对我们医生来说也是很大的慰藉。我们精神科医生其实也承受着很多精神上的，甚至有时是肉体上的创伤。
谈到相互性，医学上有个现成的概念叫“团体治疗”。一个治疗师带领一个团体，让这些成员之间互相分享故事、感受和康复经历，让来访者之间互相帮助。书里也引用了心理学原理：当你承担帮助别人的角色时，会无形中要求自己变得强大，这本身对帮助者就是一种疗愈。有时候门诊有朋友问我：“陈医生，你天天看这么多病人，怎么受得了？”我之前没想过，后来觉得，可能因为我们精神科医生本身就承担着助人的角色，我们研究的助人技巧，随便拿一个用在自己身上也管用。所以我们不太会因为接触患者多而自己得病。
阿夏桑：您在和患者的接触中，有没有强调“仅仅只是待着”，而不强调治疗目的和过程的案例？
陈智民：看到这本书我觉得很亲切，因为我有一段工作经历和书里高度重合。我们医院的日间康复中心就在“600号画廊”边上。我在那边并不是正式工作，而是作为“外援”去帮忙，那段时间的经历和书里写的一模一样。如果你有机会进去看，会发现很多患者就躺在旧沙发上，衣着陈旧，精神一般易盛通，多数时候就在睡觉。以至于后来我也被带动了，中午没地方休息，我也跑去他们沙发上，去晚了还得抢沙发，非常有趣。心路历程也和书里很像。作为专业人士（我是精神科医生，作者是心理学博士），刚进去时总觉得学了那么多硬核技能，应该充分发挥治疗作用。但日间康复中心的精神面貌完全不同，它真的就是提供一个场所。对机构来说，有人头来就能完成收入指标；对患者来说，他们也不是很注重一定要做什么康复，真的就是把这里当居委会，白天来吹吹空调，晚上回去。里面的气氛就是大家在那“待着”，我进去跟他们开开玩笑，气氛比书里写的还融洽。
阿夏桑：在这种环境中，医生和患者之间那种传统的高低位的角色关系或界限会不会没那么明显？
陈智民：其实一点都不明显。我多数时候去都不穿白大褂，有些新来的成员甚至都不认识我，以为我是新来的。我去那边不是为了工作，而是想去挖掘一批“原生艺术家”，就是那些没有受过专业训练但有创作激情和天赋的患者，指导他们绘画，所以和他们打成一片。有些人到现在还以为我是康复治疗师。我有时下班就去那打乒乓球，拉还没走的病人一起打。所以没什么医生的身份。即使那里的正式工作人员，也和病人打成一片，经常不穿白大褂。所以我觉得，这种康复模式其实蛮令人向往的。书的前三分之二很温馨，但后三分之一作者开始谈及成员离职，自己很痛苦、很疲倦，这点和我不同。因为我在我们院的日间康复中心过得可开心了，他们有时还会抱怨我“怎么这么久没来看我”，氛围非常和谐。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医患关系。我在病房里和病人关系也很好，回去看老病人，他们围上来握手拍肩，亲热到护士都惊讶，以为他们要打我。这里我想介绍一个概念，北大六院有一位老专家跑到汕头大学精神卫生中心搞了个“四化”模式，其中一句是“住院生活化”，他们有一个非常浪漫主义的举动：医院食堂允许病人去吃饭，病人不用穿病号服，穿着便服和工作人员一起吃饭。这需要很大的勇气。
梅笑：这里我想分享一些我自己的感受。我读这本书时觉得有意思的一点是，作者想营造一种“反转又反转”的过程。第一次反转是他作为治疗师，本想拯救大家，后来发现大家需要的可能就是“待”着和“照护”。但最后一部分，他又重新反思了照护和治疗的关系。他有一个很深刻的比喻：这些患者就像烈日下的雪人，非常脆弱，随时会融化。为了防止他们受伤，照护工作就像不断给雪人输送冷气、遮风挡雨，是非常繁重和无望的。而心理治疗则是劝说他们改变需求，转到“冷冻库”里，让他们自己能有一个不融化的环境。所以他也谈到，如果一味只是照护，满足对方需求，对照护者来说是难以承受的；而治疗，是让对方直面伤害，需要专业能力介入，过程可能更痛苦。作者最后想说的是，照护很好，但照护并不总是美好的，它也有繁重和无望的一面。个人成长，总是要面临痛苦的。书中的两个患者最后能离开照护，取得一些进展，也经历了当“被照护的幻想”被打破时的痛苦，他们不得不思考：如何继续生活下去？如何获得支持，不永远做烈日下的雪人？所以，仅仅只是照护，对于个人成长可能是不够的。
《难免痛苦，“待”着就好：一名新手心理医生的笑泪照护手记》，【日】东畑开人/著 胡文海/译 吉琛佳/校，上海书店出版社·也人，2025年8月版
阿夏桑：我很好奇的一点是陈医生当您在门诊时，是真的只想为患者提供照护，还是也需要进行那种直面伤痛、痛苦、艰难且未知的“治疗”？
陈智民：这里需要先澄清两个概念。本书多次提到“照护”和“治疗”的区别，这位作者作为心理治疗师，去冲绳的日间照护中心其实不太“对口”，心理治疗师的工作对象通常是功能较好、有轻性精神障碍（如焦虑、抑郁、强迫）或生活烦恼的人，他们有主动求助的意愿，是带着问题来的，他们只是缺乏能量和智慧，治疗师用技术帮助他们，这叫“治疗”。但他所在的那个地方，更多需要的是“照护”。一些重性精神障碍患者，用药后病情稳定，但功能没那么高，也没有强烈的改变诉求，他们需要的是像养老院一样，有人陪着玩，解决点小烦恼，这就叫“照护”。这两个角色差别很明显。所以作者带着治疗的目的和技能，去到一个只需要照护的地方，自然会产生角色错位。而我在我们院的日间康复中心之所以如鱼得水，是因为我本来就是带着“玩”的目的去的，和病人一起玩，所以角色融入得很好。如果我是去任职的精神科医生，肯定也会和作者一样，感到无用武之地，对工作意义产生怀疑。对于书里提到的这类重性精神障碍患者，其实我觉得没必要怀揣强烈的治疗目的非要“纠正”他们，就这样陪着他们玩，把自己当作更关心他们的朋友，角色就会融入得很好。
阿夏桑：我们东亚人似乎在做很多事情时都在追求一个结果，要求过程又快又好，但这与人遭遇重大精神创伤或疾病后的康复过程可能是相悖的。康复不是一个“三年内完全恢复生产能力”的线性过程，临床上很多人可能终身都无法回归社会。本书可贵的一点就是不断强调在日间照护中心里，大家“什么都不做”地待着，这种“待”着可能只起到维持作用，不一定变得更好，患者情况也时好时坏，它其实是反效率的，与我们社会追求速度、效率、结果的趋势相反，但反而是在这种封闭的小团体里，能达到一种微妙的平衡。我也想问梅老师，我们一旦提到“照护”，就一定会讲到照护者的劳动。现在学界比较关注“情感劳动”，您也是这方面的专家，能否结合这本书谈谈照护中的情感劳动？
梅笑：我认为情感劳动中蕴含着一些微妙而复杂的矛盾，就像书里说的。情感劳动这个概念对应的是“情感工作”。情感工作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每个人都在做的，但情感劳动的特质是它要出卖这部分劳动来获取金钱报酬。情感付出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基础，我们都依赖身边人的情感工作。但“情感劳动”这个概念在社会学中变得重要，是因为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不是为了亲友，而是为了钱去为别人创造一种情绪环境。这和我们通常认为的“照护的情感是无价的”之间，存在矛盾和张力。当一个社会中，我们获得的友善、微笑完全是为了钱，这对社会意味着什么？
但这里有个误区，我们会浪漫化那些没有金钱交易的情感。其实我们都知道，照护是非常繁重的工作，我们一方面赋予它浪漫想象，觉得只要互相提供温情就好；但为什么这些医生待不下去？为什么我们有时宁愿出去工作也不想在家照护病人？因为这工作本身有非常消耗人的一面。另一方面是它的时间性：它是周期性、重复性的，日复一日，容易让人感到枯燥，这与我们线性的生命体验是矛盾的。所以，我们应该意识到情感劳动的重要性，同时也应意识到它的剥削性——它给照护者带来的痛苦和消耗。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认识它的价值。它的价值并不存在于那种完全崇高、无私的、像我们想象的“完美妈妈”那样的形象里。
陈智民：我补充一点。情感劳动当然有消耗性，有成本，但相比之下，也要看不同的人。有些人情感丰富，就喜欢有情感性的活动，你让他天天做没有情感的体力或脑力劳动，他反而不喜欢。如果他去做情感劳动易盛通，自己会很开心，别人也能感受到他的真诚，不会觉得他是虚情假意。
梅笑：所以，把人的互动简单定义为“劳动”是不全面的。如果我们只看到它交换金钱的部分，就会忽略很多。就像这本书里，护士获取的报酬可能高于平均，但你会发现，投入了情感和情绪价值后，光有高工资是不够的。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共同体的联结，好像不能简单地被抽象为一种劳动。互动和劳动是两个应该区分开来的概念。
陈智民：梅老师讲到这点对我有启发。我一开始读这本书时带着一大串问号。我觉得作为精神科医生，天然是助人的职业，医院应该很亲切，对病人很关心，氛围很好，就像自己和病人的关系一样，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所以，我心里有点缺憾，觉得工作环境中情感劳动的成分太低，这样不行。看到书里的关系，我反而很羡慕，觉得这就是我“梦中的理想工作”。所以，我一直理解不了作者和他的同事们为什么那么劳累，一个个离职。但听梅老师一讲，我有点启发了。如果一个工作环境太温馨，人与人联结太紧密，服务对象没法被生硬地当作“客户”，他们把你当亲人，你也要把他们当亲人，情感强度就太大了。想象一下，在家有一群亲人，上班单位还有一群“亲人”等着你，天天被亲人包围，人情负担、人际关系负担很重，久而久之可能吃不消。书里也提到一个比较冷漠的护士，我想她的冷漠可能也是一种自我保护。如果环境对情感的索求太高，本能保护自己的方式就是变得冷漠。所以梅老师这么一讲，我就有点理解了。
阿夏桑：您刚才讲的时候，我也想到书里提到的“待”着的概念。虽然只是“待”着，但其实时刻关注着每个患者，知道他们最近经历了什么、痛苦什么、此刻需要什么，是需要多问几句还是不问，甚至离开时如何告别对患者伤害最小。我觉得他时时刻刻都卷入情境中，在付出情感。这似乎是一种微妙的艺术。陈医生，您“待”着的时候，是真的只是待着，还是“待”着但洞察着一切？您怎么理解“待着”？
陈智民：这点我倒没想那么多。我当时去日间康复中心，真的就是去玩，所以我可能就是“待”着了。这本书的作者可能经历了千辛万苦才达到“待”着的境界，我可能一开始就达到了，所以没经历他那种“九九八十一难”的痛苦。但说到“待”着，真要轻松地在里面待着也不容易，因为工作人员本身负有责任，他们习惯了用“用力”的方式履行职责，但现在的工作环境需要他们“举重若轻”，既要完成照护职责，又不能采用干涉性很强、控制性很强的做法，只能用让患者感到舒服、自然的方式去帮助，这需要很高的功力。就像打乒乓球，大力扣杀容易，但要把球轻轻地、贴网打过去，是很难的。这有点像“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还是山”的层次提升。
阿夏桑：梅老师刚才提到作者从治疗师视角学术化地解释了患者从“什么都不做”地待着，到开始感到“无聊”，再到主动想找点事做。对精神患者来说，开始感受到“无聊”，是不是他康复的一个迹象的开始？对我们正常人来说，“无聊”很平常，但对精神患者反而显得宝贵。陈医生能从专业角度解释一下吗？
陈智民：这点作者怎么想的我不太确定，但我有类似的体会。书中这些重性精神障碍患者，即使出院来到日间中心，身上可能还带有些症状，功能恢复程度不高。当他们被症状困扰时（比如书里有人觉得被黑社会追杀），难以回到正常生活轨迹，不会想去“做点正事”。
另一方面原因是“意志减退”。一些精神分裂症患者病久了会出现意志减退，变得懒散，不想工作、休息、社交等。如果症状好转，意志减退缓解，对正常生活的欲望恢复，他想干点正事又没得干，就会感到“无聊”。这跟作者刚去那个地方的感觉一样，觉得自己该干正事但没正事干，就显得无聊。所以大体上，能否感到“无聊”，可以作为康复的一个里程碑。我们平时问诊会问患者“出院后想干什么”，如果他说“没干什么，就在家过日子”，那可能恢复得不够好；如果他说“要上学、参加中考、找工作”，甚至能具体讲找什么工作、期待多少薪水，那就说明他想干正事，病好得差不多了。
阿夏桑：是不是可以理解，感到“无聊”背后，是有一种想要变好、进步、做事的深层动力浮现出来了？
陈智民：是的。
《难免痛苦，“待”着就好》作者东畑开人，1983年出生于东京，京都大学博士
阿夏桑：书中一直在讲“待着”的概念。它给人一种感受：普通人生命中遇到困难或低谷时，也许没有太具体的解决方法，可以用一种“什么都不做”的方式去对抗或接受低谷。不知道二位的个人经历中有没有类似的感受可以分享？
梅笑：我想稍微补充一下社会学是怎么看待“无聊”和“待”着的。社会学里甚至有“无聊社会学”，社会学家通常把“无聊”看作一种现代性体验的结果。现代人为什么感到无聊？有几种社会学解释：1.过度刺激与心理冷漠，生活在大城市（如上海），日常有过度的刺激和快速更新，社会生活节奏太快，刺激太多后，会产生一种心理上的冷漠来对抗过快的社会变换。2.对速度与更新的失落，社会线性发展、更新速度太快，我们期待不断有新的剧集、产品快速出现，当这种期待落空时，就会感到无聊、空虚，比如“今天没有新的一集更新”“我的外卖没在25分钟内送来”。3. 标准化、同一性与异化，社会生活日益机械化、标准化，我们的衣服看似选择很多，但都是工业化流水线生产的，在这种标准化的生活中做着重复劳动，我们会与真实的生命体验和感受发生“异化”，也会觉得无聊，就像在上海大都市干着一份做Excel表的无聊工作。社会学家认为无聊是一种现代性体验，源于工业化、机械化、快节奏、永远驱动向前的社会生活与我们真实需要之间的不一致。作者在书里好像没有完全区分，有时觉得无聊是负面的，有时又说无聊并非坏事。当他表达正面意义时，更多用“待”着这个概念。“待”着看起来没发生什么，但实际上是我们在这个快节奏社会中，重新与真实的自己连接，获得真实感受，找回自身独特意义的过程。这个过程不一定会带来答案，但允许我们停下来，反抗线性的时间观，允许自己日复一日地恢复一种周期性、重复性的节奏，与社会要求可能不同。他把它定义为“待”着，但在“待”着时其实发生了很多事情，可能需要恢复、承认、照护，无法按预期生活，需要停下来重新思考或想象道路。所以对我们所有人来说，能有这样一个空间和时间“待”着是非常重要的。它并不仅仅是“什么都不干”。
阿夏桑：我想问梅老师一个问题，您说这是现代性问题，那么从古代到现代，您认为人类总体上的无聊是增多还是减少？
梅笑：我觉得各有各的无聊。我也不赞成过度美化前现代社会。社会学家批判现代性时，往往有点美化传统社会，觉得那种感受自然节奏、周期性的生活很美好。但其实并非如此。每个时代都有组织时间的方式，各有利弊。在传统社会，无聊可能是被困在周期性、紧密社会规范中的无聊，我和邻居非常相像，没有突破、没有追求差异性生活的可能，那是传统社会的无聊；而现代社会的无聊，是我被迫拼命往前跑，不断进步，接受新东西过程中感到的无聊。也许应该用两个概念来概括：没有任何一个时代是完美的，各有各的无聊。所以解决现代性的无聊不是回到过去，而是为现代社会想象新的空间，思考我们怎么创造独特的意义。
我读完这本书也解答了一个疑惑，虽然我不是面对患者。我的疑惑是关于怎么教养小孩。我觉得，“养”的部分就像“照护”，当孩子脆弱时，他有很多需要，你需要满足他。但“教”的部分更像“治疗”。如果只是满足他无尽的需求，只是提供照护，好像不足以完成“教养”。在他学会成人的过程中，有些事需要他面临成长的痛苦，完成他并不想做的事，培养他并不觉得舒服的习惯。感觉“养”是顺着天性和需求，但“教”是什么？就像我对待学生，他们有自己的需求和想做的事，但有时你不得不要求他们做一些事，那个部分对他们是有痛苦的，但我认为那可能是成长的一部分。这里面好像始终有一个度。如果我只是照护，我是个好的妈妈或老师吗？“教”的部分和“治疗”的部分我觉得有点相近。
阿夏桑：我在看这本书时，作者也反复强调心理照护和心理治疗的区别，最后还拉了个表格。心理照护是不让人受伤，心理治疗是要直面伤害。像陈医生说的，在中间找到平衡对照护者来说挺难的。我有个问题：我们都市里的普通人，也会遭遇各种情绪或精神压力，我们什么时候需要被“照护”，什么时候需要去接受“心理治疗”？中间度的评判标准是什么？
陈智民：还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般如果是普通大众，需要的可能还是“治疗”，因为大家不太可能得重性精神障碍导致功能很差需要去照护机构，大多是在生活中遇到问题、挫折，精神上出了问题，需要心理治疗。关于书里提到治疗是“直面伤害”，我做个小小补充。人在面临心理问题时都有一种保护本能。最好的当然是自己解决，但如果解决不了，会先把问题掩盖起来，通过遗忘、否定、回避来掩盖。但心理治疗的目的是把伤口暴露出来，把脓放掉，才能恢复。所以心理治疗本身有一定副作用，它是有风险的。我亲眼见过病房患者，在心理治疗中创伤被暴露出来，没及时处理，在强烈压力下做出冲动行为。心理治疗要解决问题，首先要直面问题。比如精神分析，要找到你的症结、防御机制，暂时解除防御。因为防御机制背后紧跟着就是问题所在，找到防御手段，发现问题，和患者探讨，帮助他解决，他就不再需要防御，能完成成长。通过这个原理能看到，先把伤口暴露出来，这个过程对患者是痛苦的，可能造成病情波动和伤害。这和“照护”不一样，照护本质上是陪着玩，他怎么开心怎么来，所以是有区别的。
梅笑：我读这本书时，脑海里反复出现我自己做物理治疗的经历。我手有慢性疼痛，每次去找治疗师，如果去的时候是急性疼痛，他给我做的就是松解肌肉，让我立刻不那么疼。但当我去的时候感觉还行，他就会说“你要锻炼这块、那块肌肉”，我就觉得今天不那么自在轻松，因为我想着他像按摩一样松解一下就行，练肌肉好累不想来。但我后来想，他的角色可能也是“照护”和“治疗”。当你急性疼痛、坐立不安时，他只能给你“照护”，不可能让你练肌肉。但你好一点的时候，他还是希望你把肌肉练起来，这样即使他不在，你也能用自己的肌肉力量避免骨头受伤，支撑日常伏案工作。最终你要学会依靠自己肌肉的力量在日常生活中不受伤害。迁移到心理治疗，可能也是这样：如果你正在经历急性痛苦，不要想着立刻“治疗”自己、改变自己、一定要变好，此刻你需要的大概是“照护”，需要朋友、家人、治疗师、医生，可能需要去哭，需要反复得到善意，获取基本能力缓冲一下。缓冲之后，进入慢性期，如果你想未来能真正依靠自己，解决潜在长期问题，学会靠自己生活下去，也许有一天还是需要直面问题。但不能逼迫自己。就像作者说的，过早逼迫自己或别人去直面问题，有时也很残酷，会带来伤害。什么时候开始“治疗”？可能是在接受了一段“照护”，有了一些足够的力量和动力之后才开始，这样会减少很多伤害。而不是在你最不舒服的时候，想着立刻要去改变。这是我个人的经验感受。
阿夏桑：对，我特别有体会。当你很脆弱、经历重大创伤时，当下可能需要“待”着。就是先把这段过程“挨”过去，在“待”着的过程中，也是一个力量积聚的过程。今年我和搭档录了一期播客，叫《什么都不做的疗愈》，我们各自回顾了人生中的某个低谷时期。回过头想，其实没发生什么，没有主动去改变，甚至没有倾诉，可能就是“待”着。我记得特别清楚，两年前的一个春天，理论上我所有状态点都很好，不应该感到失落沮丧，但情绪就是没来由地不好。连续四个周末，我都去找朋友喝茶，茶会上很多人我不认识，我就一句话不说，喝了四周茶，直到突然一个点，感觉就被打开了。这就是“待”着的陪伴的力量。“待”着不是自己硬挨着，这个时候获取周边人的照护和支持非常重要。
梅笑：我突然想到今天有个学生过来，我看到她，想起我去年有段时间情绪低落。有一天在餐厅碰到她，她说：“梅老师，最近都没看到你发朋友圈。”我当时就感觉到被“照护”了。虽然没具体聊什么，但你感觉到有人在那里关注你，关心你的状态，你被看到了。这就是一种“照护”的力量，可以帮助你度过某个低谷期。不是自己挨着，是这个时候需要被“照护”。
阿夏桑：作者在最后引经据典，提到“庇护所”、古希腊的“神圣空间”。我想，对我们绝大多数人来说，没办法去日间照护中心“待”着。我们普通人有没有可能自己去塑造自己的“神圣空间”？
陈智民：我还没到中年，但看过一个关于中年男人的描述，心有戚戚焉。有人问：为什么有些中年男人开车到家后，会在车里停一会儿不马上回家？下面回复说：这已经是一天中唯一能跟自己相处的时间了。听起来很凄凉，搞得我都怕进入中年。其实原理和你说的原因一样，人一天的时间要么给工作，要么给家庭，都被挤得满满当当的，除了睡觉和上厕所之外，真的是没有属于你个人的时间，所以有些可怜的。
梅笑：我想说不仅是中年男人需要在车里待一会儿，中年女性也需要在车里待一会儿。但关键是我们还没有待两分钟，就想说赶紧回家了。我们连待在车里都是一种很奢侈的事情，能够去钓鱼也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我觉得现在提供庇护所好像变成了一种完全私人的、个人要做的努力。从社会的角度来说易盛通，确实也是一件值得反思的事情。很多世俗化程度非常高的社会，看起来大家非常勤劳，效率非常高，GDP非常高，但是其实有时候我们忽略了需要给大家一些减压阀、一些什么事都不干逃避一下世俗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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